2020年6月9日
作者：JASON LIU
中国商务部日前宣布，自2020年5月19日起对澳大利亚大麦加征73.6%的反倾销税和6.9%的反补贴税，此外还暂停了四家澳大利亚牛肉生产商的进口申报。中国采取这些贸易限制措施的节点恰巧在澳大利亚主张对新型冠状（“新冠”）病毒源头和中国对疫情的处理进行独立调查后，两者间是否有联系？未来限制措施是否还波及其他产业？澳大利亚能否找到替代市场缓解这些措施造成的经济冲击？
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史密夫斐尔中国国际商法与国际经济法中心（CIBEL）成员周围欢博士在5月19日接受澳大利亚SBS广播公司普通话电台的采访时表示，中国近来采取的贸易措施或并非巧合，在受新冠疫情冲击经济放缓的整体大环境下，这些限制举措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的影响更为凸显。而中国市场规模之大令澳大利亚很难快速找到可替代市场，澳方应在涉华问题上采取更加中性的处理方法以缓和两国关系。
“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出口的反倾销调查渊源已久，是2018年开始的，在那时候不可能是因为新冠的问题。”周围欢博士对事情的起因进行了说明。他介绍，在过去约十年间，澳大利亚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一直采取非市场经济的计算方式，这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中国在多次抗议未得到回应后宣布对澳大利亚大麦开展反倾销调查。
“中国选择大麦，因为这是澳大利亚三大农产品出口之一。中国实际上是用反倾销向澳大利亚释放信号，警示澳方不要再继续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周围欢博士说。
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的中国要求澳大利亚就反倾销调查报告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回应的说法，周围欢博士说明这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程序之一。
“中澳都是WTO成员国，根据WTO对于反倾销调查的规定，在调查发起国做出最终决策前须出具一份《主要事实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须包括是否向被调查国加征反倾销税，如加征则须列出支持该主张的事实依据，然后将该报告提供给主要利害关系方。在本案中，这就包括澳方的主张，中国出具报告后给澳大利亚相应的时间进行回应，这也是利害关系方最后的回应机会。”
尽管中澳两国政府口吻一致，均坚称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加征反倾销税一事与澳大利亚主张进行新冠疫情源头调查无关，但周围欢博士指出，虽然反倾销调查的起因与新冠疫情无关，但近来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或许并非巧合。
“2018年调查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和新冠疫情没有关系的，但是中国商务部的《主要事实报告》是（2020年）5月8日出来的，这时澳大利亚已经把支持有关新冠疫情独立调查的立场表明了，这中间大概有几天中澳两方对此事进行了一些交涉，而澳方不愿撤回或改变自己的相关立场。”周围欢博士推测，“我的理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两者是有一定联系的。”
“还有一个事实依据是，（2018年）当时中国的大麦生产商要求的反倾销税率是56%，现在中国商务部最后决定的税率是73%。”周围欢博士认为，随即而来的中国暂停四家澳大利亚牛肉生产商进口申报的举措也印证了他的推测。
而对于贸易限制举措是否将波及更多澳大利亚出口产业，例如红酒及乳制品等，周围欢博士持保留态度。
“我的观点是中国政府会考虑国内的商业利益，还要考虑这个行业是不是有中资已经在澳大利亚相关行业投资。”周围欢博士解释说。他认为，对于中澳两国的贸易前景，需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贸易限制是否会继续升级，二是如果升级会否影响到红酒和乳制品等其他产业。对此，周围欢博士认为，澳大利亚的红酒和乳制品行业已有中资投入，如果中国要采取任何措施，可能会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
“大麦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本身有一个反倾销调查在；牛肉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2017年中国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动作了，这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了。”周围欢博士说。
对于澳大利亚如何挽回两国关系，消除中国这些举措带来的经济冲击，周围欢博士认为，澳大利亚恐怕很难迅速摆脱在贸易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找到替代市场。澳大利亚应在涉华问题的处理上改变方法，与其他国家一视同仁。
“澳大利亚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作用。”周围欢博士列举了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在2018年和2019年的贸易数据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贸易比澳大利亚对第二到第六出口伙伴（日本、韩国、美国、印度、新西兰）的贸易总和还要多。”
他指出，澳大利亚在处理涉华问题上需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澳大利亚是否选择针对中国，二是如果针对中国，能否采取更为中立的态度。比如，在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该国5G网络建设争议中，澳大利亚本可以对仪器的安全性进行审查，而非将设备生产商的原籍国作为目标。
“我觉得（中国）是没办法替代的。”周围欢博士说，中国目前的两项贸易限制举措已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大麦税涉及13亿澳元的出口，牛肉禁令涉及10亿澳元的出口，而这只占澳大利亚对华牛肉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扩大禁令范围，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澳大利亚失业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6.2%了，还要再失业多少农民？”